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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5]这样的立场与汤先生的立场也是相同的。

16. 顾颉刚：《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》，收入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》卷一，第298页。从孔子、孟子以及《礼记》对三代的叙述可见，儒家对三代的认识大多都是以礼为主体内容。

所有与这个模式不符的历史史实都被做了不同程度的修剪甚至遗弃。这是这两种理论根本性的区别。但是，以二为循环、以三为循环、以四为循环以及以五为循环、甚至以十二为循环，虽然这些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，但毕竟形式有差异，因此，如果按照这些理论将过往的历史梳理一遍，对各个时期或朝代排序，就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。但是，儒家的对于三代的认识又绝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记述和追忆。顾先生指出，古史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摧毁三皇五帝和三代同源的神话。

周因于殷，礼所损益，可知也。五帝之前的则推为九皇，封为附庸。注释： ①《庄子·人间世》。

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意味着在理性主导(心)尚未确立之前，不可放任作为非理性规定的气。正如至人无己中的无己并非完全否定自我，而是回到与自然为一的真实的自我，与心斋相关的未始有我，也未尝疏离合乎自然的我。凡事亦然：始乎谅，常卒乎鄙。这里的我可以理解为经验层面的我，与之相应，无我主要相对于这种经验意义上的我，而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完全泯灭我。

和前面提到的虚一相近，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也主要呈现为个人自我调节、安身立命的原则，欲以此去影响他人，在庄子看来是不会有明显作用的。作为区别于感性的形式，听之以心的特点在于以理性的方式把握世界：心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理性领域。

在庄子看来，一方面坚持自然的原则，另一方面又对现实加以适应，而非完全对抗社会和现实，如此，才不失为明智之举。虽然，止是耳矣，夫胡可以及化!犹师心者也。与之相对的心则与理性之思相关，所谓心之官则思④，也表明了这一点。被作为社神(土地神)的大树，其大可供数千头牛遮阴，树干之围超过百尺，高数十丈的树干之上有树枝，可以用来造船的树枝有十余条，然而，大匠(匠石)却看也不看一眼。

要而言之，与天为徒以遵循自然原则为指向，与人为徒表现为对社会规范和社会原则的依照，与古为徒则更多地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。这里的不得已包含必然之意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是完全停留在必然性所规定的范围之内，亦即顺从必然之命，而这一过程又与顺乎自然相一致：一切听其自然，不做勉强之事。从现实的形态看，心斋的主体依然离不开自我：这一意义上的自我是无法完全消解的。夫风波易以动，实丧易以危。

前面主要借匠石对大树的评论，阐发相关看法。庄子对气的以上理解，与儒家似乎有所不同。

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若是则可乎？内直也就是遵循自然的原则，外曲则是合乎社会的规范。

针对颜回提出的以上几种方式，包括内直外曲等，庄子笔下的孔子作了回应：大多政法而不谍，虽固，亦无罪。可以看到，从出发点来说，这一进路表现为以无知知，即不以已有的知识为认识的起点。迁令主要是改变既成之令，劝成则是通过语言提出要求，二者都不合自然的原则。孟子曾指出：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。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庄子着重突出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后果，并以此为批评礼乐文明的出发点。

外曲者，与人之为徒也。端庄虚静而专一，更多地与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，其重点在于自我的态度。

与之相应，在交往过程中，注重名和知往往引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。这一意义上的气既关乎感性的规定，也与意志力量相涉，其特点是不同于理性的规定。

心和而出，且为声为名，为妖为孽。凡事一开始总是比较单纯，后来则变得越来越繁复，逐渐由淳朴而变得狡诈，等等，这也可以视为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向。

孔子则认为这样并不会有成效，这种方式也许可以使自我在精神上达到比较完美的境地，但却无法影响和改变他人，因为自我的涵养和改造他人并不是一回事。从思想演化的内在脉络看，由老子的日损到庄子的心斋，无疑具有前后延续性。与天为徒者，知天子之与己，皆天之所子。饮酒时，最初也总是比较有序，到最后则往往失序。

这里首先肯定了一志，其含义即志有定向或意志专一，它构成了心斋的前提。尽管从直接的对象来说，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，特别是国君之间彼此理解和沟通的问题，但事实上其中也蕴含更普遍的意义：作为广义的交往方式，它已超出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涉及个体之间交往的问题。

庄子以树喻人，将无用于他人和社会，视为达到人的内在价值的前提，其中既有消极的一面，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对自我的关切。乘物以游心，托不得已以养中表现为超乎以上作用的方式，其特点在于不再试图用不合自然的形式来改变社会的现状。

就名言本身而言，其特点在于具有不确定性。同时，这里并不借助于逻辑的推论方式，而是外于心知，相对于逻辑的演绎而言，这种方式更多地带有直觉想象的特点。

人存在于世，同时涉及用的问题。内直外曲是总的原则，在以上论述中，庄子又具体将其分为三个方面，即：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。按其现实形态，名言和知识在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往往呈现两重性，一方面，名言是人和人交往的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它们构成了交往的中介，但另一方面，名言也可能成为沟通的障碍：对一些概念、主张、理论的误解或不同理解往往引发意见的分歧、观点的冲突，并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峙。在关于心斋的论述中，庄子对此作了具体的考察，与之相涉的是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。

在日常经验中，确实也可以看到情绪的波动会妨碍语言的正确使用。对庄子而言，上述意义中的直觉常常和有我与无我联系在一起，他借颜回之口表述了这一点：回之未始得使，实自回也。

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，蕲乎而人不善之邪？若然者，人谓之童子，是之谓与天为徒。①在庄子看来，名往往使德性华而不实，知则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，两者都是对德的破坏。

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，两怒必多溢恶之言。名利对人而言是身外之物，它们不仅无助于维护人的生命存在，而且常常会对人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。